這個春節，台灣壟罩在武漢肺炎的新聞中。朋友傳來一張截圖，身為五年級生的我，看了之後只能慘笑……因為，我就是曾經在2003年SARS風暴中，極度恐慌的那一位。
2003年4月21日，我因為極嚴重的中耳炎，住進榮總治療。醫生說我的情況嚴重，耳內遭耐藥金黃葡萄球菌感染，必須住院兩週，安排2次手術，必且住院期間全程施打高階抗生素治療。
在那年3月，勤姓台商夫妻感染當時沒有人聽過的新型肺炎SARS，住進台大醫院治療。經過臺大醫院醫護悉心治療，他們一個月後病癒，在4月19日出院。 在那時，大家都覺得SARS在台灣應該問題不大，可被治癒，毋須恐慌。大家上班上學如常。
在這樣的氛圍中，我放心住進台北榮民總醫院治療。沒想到住院不久，我坐在病床上，看到電視上播出消息，和平醫院因收治疑似SARS病人，醫師、護理人員、技術人員及洗衣工等共7人發病，台北市衛生局突然宣布封院，上千位醫護人員及病患、家屬被強制「關」在醫院中，引起社會莫大恐慌。
從此之後，仁濟醫院、中興醫院、台北馬偕、三總，以及我住的台北榮總，也陸續傳出感染傳聞。
在這時候住院的我，見證了當時醫院中詭異的氣氛。當時大家聞煞色變，如果不是大病，沒有人敢去醫院。
榮總是我從小看病的醫院，這是第一次，我看到早上或下午的門診人數，只有個位數。醫院中空盪盪的，只有白袍身影，幾乎看不到病人。
我認識一個在榮總幫忙傳送病歷的阿姨，在榮總工作數十年。她說，這是她第一次可以在上班時間請假去泡溫泉。
在我住院那兩個禮拜，我通知大家不要來探病。事實上，北榮收了好幾位SRAS病人，真的也沒有人敢來探病。恐慌在全台灣蔓延，在捷運上人人帶著口罩，只要有人咳嗽，立刻遭人白眼。
先生帶著那時候9個月大的女兒來看我時，我不敢抱女兒，趕快把父女趕回家。那時候，唯一有勇氣留在病房照顧我的，是我娘家的媽媽(媽媽真偉大)。
這樣熬了兩個禮拜，我本來以為自己熬過了這一關，不料，自己卻在出院那一天發燒了。
我難忘自己看到溫度計那時的恐慌。本來，我想繼續留院，但是，當我詢問那位年輕住院醫師的意見時，我永遠忘不了他的眼神。他說：醫院現在是個危險的地方，先回家，吃退燒藥，如果真的沒有改善，再回來看診。
回家之後，過了2天，還是低溫燒。我戴著口罩回診，幫我開刀的醫師看過之後，認為這不是SARS，只是感冒。但是，我仍然心情不安寧。
那時，恐慌的情緒的確瀰漫全台。N95口罩大缺貨，一日三市，連普通口罩都漲了3倍，還不容易買到。人在困難的處境中，常常激發創意。也因此，有鄉下的媽媽自己把胸罩剪成一半，自製口罩，結果在村子裡形成風潮，還有人仿效。另外，也有人把免洗碗裡面塞了棉片，穿上兩邊的繩子做成口罩。
當台北變成口罩之城時，伴隨著謠言滿天飛。SARS病毒的傳染力被大家無限上綱，甚至有傳說，這種新型病毒可以透過空氣傳染。當時情勢不明，恐懼如一片大網，罩住心頭。
自然的，大家減少在外面用餐的機會，餐飲蕭條。因為戴了口罩看不到完整的臉，女孩們也就不畫全妝，只畫眼妝，結果，眼影眉筆生意不錯，口紅乏人問津。
中西醫生一致強調，對抗SARS首重免疫力。所以，強調可以增強免疫力的中藥材賣到缺貨；口紅滯銷的化妝品公司，改推泡澡增強免疫力的浴鹽，馬上業績翻紅！
出院一個禮拜之後，5月中旬，我的燒退了，只留下恐慌的情緒仍未消散。但是當我打算掛身心科門診時，得知，我想掛的那位醫師也休假兩週。我想，恐慌的不只是我，連身心科醫師自己也無處排遣，只好休假吧。
隨著天氣變暖，SRAS疫情慢慢緩和。經過一整個春天的驚嚇，到了2003年的夏天，大家心情漸漸回穩，那時候真正體會到：能夠如常生活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回顧那個2003年的春天，我學到了三件事：
1)任何新型病毒，都不是無敵的。專家總能找到對應的療法。
2)台灣的醫護人員優秀敬業，絕對會盡到守護病人的職責。
3)比病毒更可怕的是恐慌。所以，戴口罩勤洗手之後，正常生活才是王道。
沒有人願意生病，我為那些病者醫者祈福，希望他們早日康復，早日回復正常生活。經歷過SARS之後，對於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災厄風險，我似乎能夠謹慎應對，但不再自擾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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